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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者和自助游游客来到这里观赏“木棉红”,探访宝山村,欣赏黎族传统的手工制陶、织锦等技艺。 七叉镇现有1万多棵木棉树,昌江县规划让群众在村前屋后、田埂山坡再种植10万棵,形成大面积原生态木棉风景区,打造黎乡的木棉文化旅游。 目前,海南正掀起就地取材、从民俗文化中找寻旅游发展契机的热潮。近年来,海南各市县纷纷开展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在旅游中融入地方文化特色,在文化活动中推广旅游。“闹军坡”、“2011海口热气球节(旅游婚庆节)”、“印象盛宴 万人相亲海口”系列活动、“南山寺祈福法会”、“海口元宵换花节”、“中国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活动”、海南黎族苗族的重大传统节日“三月三”等节庆活动,都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参与。 海南省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志远表示,这些节庆活动的成功举办,从不同的侧面向游客展现了海南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和民族风情,在促进旅游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海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好地诠释了“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可以更好地推动文化和旅游共融发展。(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21日于北京召开的全国康复医疗管理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表示,为进一步完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将鼓励有条件的二级综合医院整体转型为康复医院或以康复为主的综合医院,同时鼓励社会资本作为增量进入康复医疗服务领域。马晓伟说,近年来,百姓对生活质量,特别是健康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对康复等健康相关服务已经由过去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社会需求。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进程日益加速,此外还有8300万残疾人和2.7亿慢性病患者的巨大康复需求,这对转变康复医疗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马晓伟认为,在规范现有康复医疗机构建设管理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的康复医疗服务格局。积极鼓励、支持并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康复医疗服务领域。在准入、监管等方面为民营康复医疗机构创造公平的环境,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康复医疗机构依法经营、加强管理、健康发展,促进不同所有制康复医疗机构的相互合作和有序竞争,满足群众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2011年,卫生部启动了建立完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试点工作,在北京、黑龙江、上海等14个试点省(区、市)共计46个城市(区)进行试点。“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初步建立分层级、分阶段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逐步实现患者在综合医院与康复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间的分级医疗、双向转诊。(新华网)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单憬岗通讯员谢曦吴婷婷)为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科学规划年”工作要求,完善城乡规划体系,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规划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管控作用,省住建厅将在“科学规划年”活动期间,完成11个系列的规划。 近日,省住建厅印发了《实施“科学规划年”工作方案》,对省住建厅实施“科学规划年”的各项工作作了总体安排,共分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两大类,并明确具体时间进度和责任处室,确保落到实处。《工作方案》提出,科学规划年活动期间,我省将编制11个系列的规划。 一是省域规划。以振兴产业为核心,全省一盘棋做好《海南省城镇体系规划》修编;抓好《海南城乡总体规划》修编,在全省合理布局重要基础设施、重大项目。 二是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国际旅游岛建设和城镇化发展要求,全面完成建省以来第三轮18个市县城市总规修编工作。 三是加快完成全省18个市县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在空间上落实“十二五”重要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满足各行业重大项目建设需求,使各类规划在近期建设层面实现紧密对接。 四是完成海棠湾、香水湾、木色湖、莺歌海、木兰湾等旅游区的规划修编或编制,打造一批世界级旅游度假品牌。 五是全面完成洋浦经济开发区、东方工业园区、昌江循环工业园区、老城工业区4个工业园区规划修编工作。 六是完成《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22个特色旅游风情小镇总规和控规,市县政府所在镇以外各乡镇、农场的总规修编和控规编制工作。 七是深入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已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录的城市和村镇,编制完成保护规划。 八是完成全省2499个行政村及所有自然村的规划编制。 九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紧跟总规修编进度,适时开展控规修编工作,确保控规覆盖率始终保持在85%以上的较高水平。 十是重要专项规划。以省域规划、城市和旅游区、开发区总规为依据,开展省域和市县域岸线土地利用规划;在海口、三亚率先开展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城市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城乡风貌规划和城市雕塑规划等专项规划编制。 十一是其他综合性专项规划。包括编制海南省城乡绿地系统规划、风景名胜区系统规划、城市照明节能改造规划、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规划等;编制海南省住房发展规划;出台海南省建筑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省住建厅厅长王志宏表示,科学规划年活动分3年进行。1年打基础,2年搭框架,3年成体系。 (南海网-海南日报 单憬岗谢曦吴婷婷)
“不合理,不合法。”这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航空法教授马佳昌在发言中说得最多的话。3月21日,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办公室俨然变成了欧盟航空业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辩论台。欧盟负责环境事务的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航空业代表以及中国航空法专家端坐于嘉宾席上,将规定的讨论时间一再延长。2008年底,欧盟议会通过法案,将国际航空业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该法案于2012年1月1日生效,全球各航空公司进出欧盟成员国机场的航班,都需为温室气体排放付费。该法案生效后,争端再起。2月上旬,中国民用航空局传出消息,禁止中国境内各运输航空公司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禁止各运输航空公司以此为由提高运价或增加收费项目。2月下旬, 29个国家签字反对欧盟做法。3月中旬,中国相关部门暂缓批准10架欧盟旗下空中客车公司A330喷气式飞机的订单,此前还有35架空客飞机的订单被暂缓。马佳昌表示,航空业碳排放设定的上位法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上位法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原则转化到国内法时必须体现出来,但“现在执行的结果是没有区别对待”。马佳昌还指出,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线将逐渐增多,欧盟航空业尽管仍然拥有更多的航空公司,但其航线则逐渐减少。相比之下,中国航空业会承担更多的减排成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的研究员金玲表示,欧盟错误地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对待不同国家问题上考虑“有区别”,而对于降落到欧盟的发展中国家飞机,更多考虑了“共同”。在非政府组织创绿中心政策专员李莉娜看来,欧盟一开始设定的减排目标多少有些高估了其自身所能承受的能力。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副总监侯侃则抱怨,尽管欧盟声称在航空业碳减排上已经广泛征求意见,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与欧盟多次对话,都没有任何进展。欧盟驻华代表团环境事务参赞何海迪(Heidi Hiltunen)则回应说,中国确实是发展中国家,但那些降落到欧盟的乘客和很多在欧盟有业务的中国公司,则越来越活跃,他们理应承担与之相匹配的责任。围绕着欧盟航空“碳税”给每位乘客增加的成本,也有不同数字。中国航空界有一种估算,从中国到欧盟的每张机票将因此增加几百元人民币之多,而欧盟的估算为20元人民币左右。除了何海迪,在场嘉宾均认为,由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来商讨确定一套针对航空业碳减排交易体系更为合适。这样的讨论结果,与场外各种旷日持久的对话结果并无多大差别。
当今全球最发达的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日前已正式联手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要求中国取消对稀土出口供应的控制,美国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极为罕见地于上周二(13日)专门就对华贸易问题发表讲话时正式宣布了上述消息。中国政府照例严正驳斥了上诉指控,表示中国将坚决捍卫稀土出口配额制度,继续“依据世贸规则对稀土出口实行有效的管理”。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表示,中方政策目标是为了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无意通过扭曲贸易的方式保护国内产业。实际上,这一争端早于2009年夏就已开始,当时欧盟、美国与墨西哥先后将中国的原材料出口限制政策告上WTO,三方所列举的原材料涉及铝土、焦炭、萤石、镁、锰、硅铁、硅化碳、黄磷和锌9种。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针对上述9种产品的诉讼不过是投石问路而已,美、欧(还有日本)的真正目标其实意在稀土。今年1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上诉机构判定中国限制出口部分矿物—如铝矿及镁矿的政策—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定。虽然世贸组织的裁决声明中没有专门指出它是针对什么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WTO这一裁定结果为此次稀土诉讼打下了铺垫:美欧日对中国稀土政策的联合诉讼,最终也很可能是以中方败诉告终。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稀土战争”由来已久,主要原因在于后者不满中国近年来逐年减少稀土出口,这一争端自2010年下半年起骤然升温。撇开西方人对中国“政治动机”的无稽揣测,近年来中国政府限制稀土出口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量:首先,稀土的开采和加工会造成大气、地表水、土壤等各方面的严重的环境污染;第二,过去10多年来国际市场稀土供大于求,中国厂商毫无定价主导权,价格一路走低,出现了所谓“金子卖白菜价”的局面;第三,由于中国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消耗国,按照现有生产速度,有报道称,中国的中重类稀土储备只能维持15-20年,最终可能自己都需要进口;第四,中国还希望鼓励国外稀土用户企业把企业和生产设施搬迁到中国境内,而不是向境外出售廉价的原料,这对于内蒙古等稀土大省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税收乃至促进整个中国制造业升级等都是异常重要的推动。应该说,上述诉求无一不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近年来中国对国内稀土的开采和贸易实行了严格的控制。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中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正当利益,却采取了不少非常错误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这才是陷自己于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的症结所在。自2008年起,中国对稀土的管理主要采取的是下述政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颁发出口许可证,且配额逐年下降。其次是对大批所谓“散、乱、小”的矿山实行关停重组,试图将全国的稀土生产整合为北方和南方两大开采商和加工商的联合体,并成立被称为稀土版“中钢协”的拥有巨大行政权力的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目前,北方的整合已经完成,基本全部集中到内蒙古包钢稀土公司那里;南方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五矿等正在积极筹划整合大业。再次,与此紧密相关,建立所谓稀土储备制度,并划定首批11个国家规划矿区,由政府设定行业准入条件和批准开采者。最后,提高稀土产品出口关税和稀土资源税。且不说这些政策中有一些—如出口配额和提高关税—很可能与WTO规定相冲突,即便不考虑外部因素,仅就促进行业和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一目标而论,这些政策也大多是弊多利少。例如,出口配额的限制和减少,一方面推动了国际市场稀土价格的飞涨(这是欧美国家不满的根源),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产能并未随之下降,造成内外差价更加悬殊。其最终结果是两个:一是出口配额本身价格的大涨;根据国家规定,出口许可证的转让和买卖是非法的,但事实上这个市场不但一直存在,而且最近一年来日益抢手。据报道,一吨稀土的出口许可证的市面价,已经从几年前的几千元涨到了一年多前的20万-30万元,去年夏天又进一步涨到40万-50万元,这几乎使得出口许可证的身价已超过稀土矿产本身。二是极大地刺激了稀土走私。权威人士估计,2010年全国走私出境的稀土可能已超过3万吨。上述政策的更大害处还在于,我们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出,它们归根结底都是通过行政力量将原本已经具有市场化雏形(虽然可能比较乱)的中国稀土的开采、加工和出口垄断于少数几家大型国有企业(甚至是央企)手中。这很像10多年前的所谓“石油产业整合”。但多年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国有行政垄断企业的存在,已是中国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之一。而且退一步说,指望它们去保护环境、实现技术进步也根本是幻想。这是因为,说到底它们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就像其他行政垄断央企—最典型的是那些“中铁”、“中建”之类“中字头”基建施工企业—一样,真正“干活”的人是它们的转包企业,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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